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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回及其后人与大长和国
发布日期:2019-03-10  点击次数:12006
王书才  申 焱
 
    摘要:郑回,河南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唐朝天宝年间任巂州西泸(今四川西昌)县令。公元756年,南诏攻陷巂州,郑回被俘。南诏王阁逻凤任其为王室教师,后又任清平官(即宰相)。郑回凭借其学识才能,促进了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与南诏民族文化的融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至今仍被大理白族的百姓奉为本主祭祀。其后约140年间,郑氏家族发展成为南诏的大姓贵族,郑回之七世孙郑买嗣建立郑氏王朝——大长和国。
 
    关于郑回其人,史书既无传记,也无更多述评,仅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唐纪》中,对其有简略记述。因此,这一安阳籍历史人物,我们亦知之甚少,首部《安阳市志》第4卷“人物篇”中,只有约400字的简介。有幸参加中国古都学会2012云南大理年会,使郑回及其郑氏家族走进我们的视线。笔者及与会同仁对郑回在云南的影响及历史地位颇为惊诧,为此次会议带给安阳地方史志研究这一新课题深感欣喜。多年来,数千里之外的云南边陲对郑回的研究未曾间断,屡有成果问世。作为安阳市的史志工作者,深入挖掘这一安阳籍历史人物,并在较大范围内将其宣传出去,不仅意义重大,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现将郑回及其后人与大长和国作一初步探究。
一、郑回其人及所处的时代背景
    郑回的生卒年代、家世以及入仕时间均已无从考证。《旧唐书·南诏传》载,“有郑回者, 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巂州西泸县令。巂州陷, 为所虏。”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能掌握的郑回被俘前的史料。虽然记述甚为概略,但在有限的文字中隐藏着较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可以顺着史书给出的线索,探究郑回所处的时代背景,借此解读郑回与南诏的因缘际会,解构郑回成就功业的历史必然。
(一)   大唐帝国由盛到衰
    郑回的家乡相州,是唐朝统治的腹地。他自幼生活在大唐开元盛世的兴盛繁荣之中,得益于唐朝科举制度的用人之道,通过举明经入仕,被遣于嶲州西泸县为县令,实现了青年时期“学而优则仕”的抱负。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即沉溺酒色,荒废政事,致使恶相专权,宦官干政。又由于唐玄宗好大喜功,边将投其所好,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唐朝兵制原为府兵制,此时改为募兵制,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结合在一起,形成边将专权局面,其中以安禄山为最著。安禄山、史思明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发动叛乱。安史之乱平定后,唐王朝依然危机四伏,此时均田制逐步瓦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租庸调制无法实行,藩镇割据形势已经形成,唐帝国从此由强盛走向衰落。
(二)   唐蕃关系紧张
    与唐朝建立大致同时,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崛起。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从贞观八年至十四年(634~640年),吐蕃首领弃宗弄赞(松赞干布)先后两次遣使,谋求与唐通婚。唐太宗深感吐蕃的威胁存在,遂以文成公主妻之,实现了唐蕃和亲。然而,这一和平局面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相继去世而终结,双方战争开始。吐蕃不断攻城略地,唐朝曾派右威大将军薛仁贵及中书令李敬启两次领兵出击皆惨败而归。直至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以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为武威道总管,率兵攻克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城,才使西域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吐蕃在西域失利,转而争夺云南。早在永隆元年(680年)的战争中,吐蕃便依靠羌人的帮助,攻下了坚固险峻的安戎城,西洱河诸部(即六诏)先后臣服吐蕃。“(703年)冬,赞普赴南诏攻克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使白蛮来贡赋税,收乌蛮于治下。虽然唐朝以姚州为据点,先后夺取了这一区域的控制权,但其统治陷入被动局面。故稳定滇西局势,已成为唐王朝的当务之急。
(三)   南诏崛起
    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攻势,唐朝改变策略,扶持滇西地方势力抗御吐蕃。唐初,洱海地区有6个较大的部落,称为“六诏”,其时大部分部落已投向吐蕃。唐遂选择蒙舍诏(因在六诏之南,故称南诏)为代理人。其原因有二:首先,在洱海地区诸部中,南诏的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具备了统一洱海地区和号令诸部的实力。《蛮书》卷五记载,蒙舍川“地气有瘴,肥沃宜稻禾。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邑落人众,蔬果水蓤之味,则蒙舍为尤殷。”蒙舍川畜牧业也较兴盛,唐初蒙舍川一带“孳牧繁衍,部众日盛”。在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以前,南诏已向周围地区发展,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南诏建立了大蒙政权。其次,南诏与唐朝建立了密切联系,并深得唐朝信任。南诏国王姓蒙,始祖名舍龙,避仇家自哀牢(云南保山县)迁居到蒙舍川。舍龙生子龙独逻,又名细奴逻。自细奴逻起,南诏数代国王或贵族入朝觐见获赏,或接受唐朝的封敕官职。在吐蕃南下后,南诏又主动讨伐投降吐蕃的群蛮,博得唐廷信任。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诏令剑南节度使王昱,支持南诏国王皮罗阁攻伐降藩诸部,并赐皮罗阁名“蒙归义”。南诏乃“以兵威胁服群蛮,不从者灭之。”(《资治通鉴·唐纪》)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遣使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南诏兼并诸诏,统一洱海地区后,皮罗阁迁居太和城。南诏势力日渐滋长,致使唐朝对其另眼相看。《旧唐书·南蛮》记载:“归义(皮罗阁)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随后,南诏奉唐之命出兵平定爨氏白蛮的反叛,占据滇东地区。此时,南诏坐大,成为唐朝逐鹿西南对手的迹象已逐渐显现。
(四)两次天宝战争
    唐王朝扶持南诏,本想借其牵制吐蕃。南诏坐大后,唐王朝又颇害怕,企图加以控制,继而唐诏反目成仇。唐王朝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因其均发生在唐天宝年间,史称“天宝战争”。天宝七载(748年),皮罗阁死,其子阁逻凤立,唐封其袭云南王。天宝九载(750年),唐设在滇西的姚州府(今楚雄姚安县)云南太守张虔陀侮辱南诏王阁逻凤妻子,又向朝廷诬告阁逻凤谋反,激怒了阁逻凤,遂举兵攻陷姚州,诛杀张虔陀,夺取所辖32处州县与部落。天宝十载(751年),控制朝政的杨国忠命鲜于仲通率8万大军分三路征伐南诏。阁逻凤前后三次遣使向唐朝谢罪求和,请求还所掳掠,重筑姚州城,同时也告知:“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资治通鉴·唐纪》)但鲜于仲通自恃兵众,屡加拒绝,大军直逼大理。南诏求救于吐蕃,并与之合击唐军。是役,唐朝全军覆灭,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在《蛮子朝》一诗中写道:“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战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然而,唐军惨败的消息,却被杨国忠谎报为空前的胜利,南诏被迫应战的事实,被歪曲为南诏勾结吐蕃谋反。唐玄宗为鲜于仲通设宴庆功,擢升其为京城长安的最高长官“京兆尹”,同时责令杨国忠积极备战,征集士卒,调集军队,再征云南。
    天宝十三载(754年),唐玄宗任命前云南剑南节度留后李宓为主帅,分兵两路,一路由北方南下,一路自安南北上,浩浩荡荡,直取南诏腹地。此次征战云南的唐朝军士,杨国忠不是就近从剑南节度征调,而是从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征集。北方人风闻云南为蛮荒之地,“瘴气”袭人,历来去者无还,因此纷纷逃避兵役。杨国忠下令强制征兵,不从者铐送征兵所,闹得人心惶惶。唐代大诗人杜甫目睹当时远征云南的唐军,写下了《兵车行》这首千古传诵的诗作:“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在南诏与吐蕃军队的夹击下,唐朝20万大军惨败,主帅李宓战死。战争结束后,阁逻凤下令各地收拾唐朝将士尸体,就地祭祀埋葬。据民间传说与考古勘察,当年南诏收葬唐朝将士尸骨的墓冢,或称“万人冢”,或称“万人堆”、“千人堆”,洱海周围数地都有分布,至今遗迹尚存。
    天宝战争违背了中原人民和云南各族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白居易在其名作《新丰折臂翁》中,借一位88岁的独臂老翁之口,对这场战争进行了严厉谴责:“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天宝战争后,阁逻凤北臣吐蕃,吐蕃册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赞普”为吐蕃语,意为“兄弟”,南诏与吐蕃从此结为兄弟之邦。两次天宝战争,唐王朝军资大耗,国力大伤,深陷危机之中,继而安史之乱,强大的唐王朝由此式微,再无暇顾及南诏。南诏与吐蕃协力侵扰唐王朝,成为唐王朝的心腹大患。
(五)郑回被掳至南诏
    公元756年,南诏进攻巂州,夺取了大量人口、牲畜和各类物资,“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南诏德化碑》)时任巂州西泸县令的郑回,即于此时被掳掠至南诏。郑回被俘虽为人生一场大劫难,但幸运的是,这次事件不仅揭开了他个人政治生涯中辉煌的一页,同时郑回也将自身的智慧才华融入南诏的历史,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郑回精通儒学,使得倾慕汉文化、“不读非圣之书”的南诏王阁逻凤“甚爱重之”,为其更名“蛮利”,使之任皇室子弟教师。郑回初到南诏的境况,还有以下说法:巂州沦陷时,郑回被大军将王乐宽所俘,日后收郑回为义子,随王乐宽姓王。因郑回通晓文墨,王乐宽遂将其推荐给阁逻凤。笔者认为此说并非虚妄之言,樊绰《蛮书》有如此记载:“城中有大碑,阁逻凤清平官王蛮利之文。(案《旧唐书》:阁逻凤得西泸令郑回,甚爱重之,更名‘蛮利’,后为清平官。此云‘王蛮利’者,疑即其人也。”其他史籍也可见称郑回为王蛮利之说。
    公元779年(大历十四年),阁逻凤死。因其子凤伽异早亡,孙异牟寻继承南诏王位。据《旧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资治通鉴·唐纪》载:“清平官者,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挞之。”据此可知,郑回自此跨入南诏政权最高决策者行列,不仅官居首辅之位,且“专决国事”,一言九鼎,威势显赫。正是因其地位和权势,使郑回对南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二、郑回与南诏德化碑
    南诏德化碑立于唐代大历元年(766年),今位于云南大理市太和村西面南诏太和城遗址内,碑高3.02米,宽2.27米,厚0.58米。碑文共3800多字,现可辨者仅700余字。所幸自明代以后, 历代典籍皆录其文,如明万历《云南通志》、清康熙《云南志》等,使今人得以瞻其全貌。据目前研究,南诏德化碑碑文为郑回所作。碑文书丹者,《南诏野史》记载为唐流寓御史杜光庭。但近人考证,碑文气势宏大,文采斐然,书法挺劲秀逸,朴茂可爱,其结合连贯统一,非才情高远者不能胜任,因而又疑碑文、书丹俱出郑回之手。尽管迄今未见其学术著作存世,令南诏历史及郑回研究者深为遗憾,但这通历尽千年沧桑的石碑在南诏历史上影响深远,它承载了郑回宽阔的历史视野、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深厚的文化学养,为郑回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首先,南诏德化碑是一块历史的丰碑。碑文颂扬了阁逻凤的文治武功,并叙述了南诏、唐朝和吐蕃间的关系,历次战争的缘由和经过,表明了叛唐的不得已,以及希望与唐和好的愿望。如碑文记述了“节度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使得南诏赋重役繁,政苛人弊。历数张虔陀导致南诏与唐朝交恶的六大罪状,向唐王朝表明南诏只是杀了一个该杀的官吏,并无反唐之意。陈述鲜于仲通大军压境征讨南诏时,阁逻凤屡次遣使求和谢罪,言辞恳切地表明与唐决裂实为情非得已。碑文还广泛记载了南诏时期云南的诸多史迹,如城廓建置、职官体制、农田水利以及养马、采矿、纺织等业,甚至温泉疗疾细琐之事也有载述。因此,碑文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是研究南诏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俗以及民族关系的信史,弥补了中原王朝官修史书之不足。
    其次,碑文体现出作者郑回高超的政治智慧。一是碑文表达了南诏不得不叛唐兴兵的苦衷,陈明归附唐室的心迹,既为南诏王表白了功与过,又不得罪中原王朝。如碑文记述了天宝战争南诏大胜后,南诏王阁逻凤诏令: “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展现出南诏王进退有度,知时守礼的大智大谋、大仁大义。将此史实勒石刻碑以使千古流传,从而为贞元十年(794年)南诏与唐朝的唐诏和盟埋下重修旧好的伏笔,体现了郑回作为政治家处理南诏与唐王朝之间战争与和平的艺术技巧。二是言明刻碑纪文乃为大臣进言所致,并非南诏王初衷,巧妙地为阁逻凤撇清骄矜之嫌:“时清平官段忠国、段寻铨等咸曰:‘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无扬,臣子之过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业,业成不纪,后嗣何观。可以刋石勒碑,志功颂德,用传不朽,俾达将来。’”可见郑回用心之深。三是郑回借碑文表述其家世:“蛮盛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钟铭代袭,百世定于当朝。”坦露出这位昔日汉臣对南诏王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也表明他异常珍惜、看重眼前这个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平台。历史也证明,在这个平台上,郑回日后终于为唐朝故国和南诏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碑文体现出郑回深厚的文学造诣。通读碑文,可见全文洋溢着大唐文化风范,雄浑大气,情理相融,文思深邃,文体典雅,文字富有节奏美感,且通篇不乏显示作者的笔力厚重和潇洒之韵。如碑文用简洁的语句归纳和讴歌南诏王的功业:“才出人右,辩称世雄。高视则卓尔万寻,运筹则决胜千里。观衅而动,因利兴功。及协神衷,有如天启。故能拔城挫敌,取胜如神。以危易安,转祸为福。绍开祖业,宏覃王猷。”描写南诏国境内国泰民安的景象:“遏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徒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园贮九年之廪。”语言空灵飘逸,又不显空洞和过分张扬,将南诏王的功绩巧妙地寓于侧面描写之中,可谓匠心独具,立意高远。碑文采用骈体述史的洗练笔法,充溢着古典文学的对称美和节奏美。如赞美阁逻凤“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今天读来,仍不禁深为碑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折服。
三、郑回与唐诏和盟
    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唐朝与南诏重新恢复盟好,会盟于洱海之滨, 史称“唐诏和盟”或“点苍山会盟”,这是唐诏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对云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郑回在促进唐朝和南诏和好的过程中,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才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 国力遭到削弱,南诏成为唐朝西南的最大边患。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即位后, 唐王朝经济力量和中央集权得到加强, 政治局面也相应稳定, 颇有“中兴”气象。唐德宗采纳宰相李泌“北和回纥, 南通云南, 西接大食、天竺”(《资治通鉴·唐纪》)的建议,任韦皋为西川节度使,实施招抚南诏的计划。南诏依附吐蕃虽然抵御了唐朝的军事力量, 并且扩大了自己的疆域, 但是也导致吐蕃势力向云南伸张。接踵而来的是吐蕃对南诏的领土扩张和沉重的赋役掠夺, 使南诏痛苦不堪, 双方关系不断恶化。异牟寻继位不久, 吐蕃征调南诏军队进攻成都。唐德宗派名将李晟、曲环大破吐蕃、南诏联军, 南诏军队损失惨重,“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南诏德化碑》)吐蕃以此次失败责难南诏, 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从“兄弟之国”降为藩属关系。不仅如此,吐蕃还向南诏征收重赋和劳役, 夺取其险要地方设置营堡,并要南诏每年派兵为之镇防,战争时还要充当马前卒。《新唐书·南蛮》记载:“吐蕃责赋重数, 悉夺其险立营候, 岁索兵助防,异牟寻稍苦之。”更有甚者,为牵制南诏,吐蕃还竭力扶持早已被南诏消灭的“三浪诏”残余,原施浪诏后代利罗式公然扬言:“灭子( 异牟寻)之将,非我其谁?子所富,当为我有。”(《南诏德化碑》)大有取而代之,夺取南诏王位之势。所有这些,直接威胁着异牟寻统治地位的稳固。异牟寻认识到,吐蕃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比唐王朝更加变本加厉,弃蕃归唐利多害少,归唐之心渐生。
    作为原唐朝旧臣,现为南诏清平官的郑回,看到时机成熟,遂劝导异牟寻:“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旧唐书·南诏传》)郑回所言,切中要害,顺乎时势。故“异牟寻善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矣”(《旧唐书·南诏传》)。显而易见,在谋划南诏归唐中,由于郑回的地位和威望,他所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是其他人所不可替代的。
    在唐朝和南诏双方共同努力下,恢复友好关系的时机日渐成熟。贞元九年 (793年),异牟寻遣使分三路入朝,使者们以绵、当归、朱砂、金石以献,并言:“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与为生梗;有当归者,永愿为内属;有朱砂者,盖献丹心向阙;有金者,言归义( 唐) 之意,如金之坚。”(《蛮书》)
    贞元十年 (794年)春正月,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遣节度巡官崔佐时出使南诏。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牂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诏。”异牟寻遂率其子寻梦凑及众文武大臣,与崔佐时会盟于点苍山神祠,请全部落归附大唐,表示“誓为汉臣”,“永无离贰”。《蛮书》记载盟词曰:“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巡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谨请西洱河、玷苍山神祠监盟,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管诸赕首领永无离二。兴兵动众,讨伐吐蕃,无不克捷……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旋即,南诏出兵袭击吐蕃神川都督府并大破之,攻取铁桥等16城,虏其五王,降其众10余万人,并遣使向唐朝献捷。是年八月,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入唐献地图、方物及吐蕃所给印8纽,请复号“南诏”。唐朝以祠部郎中袁滋为使前往册封南诏。袁滋经石门关道至阳苴咩城,异牟寻跪受册印,其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认可了南诏的藩属地位。 
    唐诏和盟结束了天宝战争以来南诏与唐的对峙和隔绝,开创了唐王朝西南地区安定团结的新局面,南诏疆域为之扩大,经济、文化为之发展, 为以后云南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进步以及国家统一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产生了划时代影响。唐诏和盟虽然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 崔佐时入大理城大造声势、宣读诏书等一系列行动,断绝了异牟寻的犹豫之念,使和盟得以迅速实现,郑回于其中精心运作,功不可没。《资治通鉴·唐纪》载:“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郑回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竭尽自己所能,最终使异牟寻下定决心归唐,促成唐诏和盟的实现, 为唐朝和南诏确立友好关系作出了不朽贡献。
四、郑回与南诏的文化教育
    郑回是南诏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他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是位学养深厚的儒士。流寓南诏后,以广博的学问和崇高的人品,深受南诏王器重。郑回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在南诏的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培养了几代精通汉文化的南诏统治者。南诏王阁逻凤为维护和巩固南诏政权,非常重视文化,对外来文化和外来知识分子采取宽容的态度加以吸纳和任用。郑回虽为俘虏,但因其学问和人品而受到重用。《旧唐书·南蛮传》载:“阁逻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命教其子寻梦凑。”《新唐书·南蛮》亦云:“郑回者,唐官也,……阁逻凤重其惇儒,……俾教子弟。”于是,郑回被南诏王室延聘为家庭教师,传授儒学于南诏王族。郑回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教育,直接影响了几代南诏王的施政方略。他的学生除凤伽异早亡,异牟寻、寻梦凑均建有伟业。特别是异牟寻,幼年即师从郑回,耳濡目染儒家思想和汉唐文化,对日后南诏归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成为把南诏推向强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其次,促进了汉文化在南诏传播。在郑回多年教育实践活动影响下,南诏王及其子孙大多习汉文,读儒家经典,起到显著的影响、示范、带动效应,从而使汉文化在南诏得到更大范围传播。郑回任清平官后,开启了崇儒兴学新局面。在郑回和唐臣韦皋的积极斡旋下,唐朝在成都开办了一所专供南诏统治者子弟和贵族大臣学习的学校,唐朝支付一切费用。学校前后延续50年,先后有上千人接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熏陶。这些子弟在成都学习先进的汉唐文化,并将其带回南诏,促进了唐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南诏的文学艺术得到空前发展,涌现出许多知名文人,不少诗文作品被收录到《全唐诗》、《全唐文》中。南诏王寻阁劝即是著名诗人之一,其颇具唐诗风格的诗作《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传颂千古:“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今皇远,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清平官杨奇鲲的《岩嵌绿玉》意境新颖,亦具唐诗韵味,被收入《全唐诗》。该诗云:“天孙昔谪天下绿,雾鬓风鬟依草木。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 先进的汉唐文化的传播,南诏与唐朝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云南又一座文化高峰,即南诏大理文化,同时也为南诏归化中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再次,开启了南诏崇儒兴学的局面。郑回自幼受到正统严格的儒学教育,是学问渊博的经学家。他秉承家馆这一中原传统的教育形式,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教学过程中,郑回尽力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他在学生中威信极高。在他看来,学生只是学生,不存在什么王孙公子,应该严加管教,正如《旧唐书·南诏传》所言:“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捶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史书对郑回为南诏教育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滇史》言:“滇人自尹道真受经归教,始知有诗书,然其君长莫能崇尚,故诵读者少。及郑回宣扬儒术,文教始振。”从中可见,郑回确是云南文化教育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五、郑回对南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历史地位
    郑回作为南诏一代名儒名师兼名相,在南诏历史上分量极重,其贡献远不止上述的文化教育领域,他对南诏国的强盛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郑回对南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异牟寻在位的29年间(779~808年),是南诏国发展的重要时期。农业方面,农田水利得到较大发展,可“灌田数万顷,民得耕种之利。”耕作技术也普遍提高,“二牛三夫”式的犁耕已经在洱海地区普及。种植面积增加,不少地方已达到一年二熟。畜牧业方面,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中出现了专管马群的“乞托”和专管牛群的“禄托”。马匹主要用于军事方面,牛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手工业方面,南诏建国初期,手工业比较落后,还没有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国内甚至连绫罗也不会纺织。唐诏和盟后,一批职业手工业者进入南诏,加之战争中所掳工匠,南诏的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丝织达到了内地水平,丝、绫、锦、绢闻名内地。汉族工匠还带来了先进的建筑技术,现存南诏时期建筑的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就是历史的见证。商业方面,南诏初期,“本土不用钱”,商品交换处在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由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至南诏中后期,境内开始出现“贝币”,即以海贝充当货币,这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异牟寻统治以及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南诏国吸纳中原地区封建政治制度以及治军强国等方面的先进做法,从而进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到新的水平。郑回作为异牟寻深为倚重的老师兼首席清平官,在南诏统治集团中享有重要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其影响与作用自然是顺理成章,不容小觑。南诏此阶段的历史,皆无可避免地打上了郑回治国理政的烙印。
(二)郑回的历史地位
    郑回在南诏历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是一位重要人物,多有史家予以高度评价。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评唐诏和盟时,认为“郑回是有力的促成者,他助唐朝达到孤立吐蕃的目的,也助南诏取得保境自立的权利。”(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16页)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评唐诏和盟除唐朝的积极争取外,更是“郑回的竭力推动”的结果。薛文先生《郑回与唐诏和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认为郑回“不愧为当时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云南大理学院尹桂丽同志认为,“在郑回的媒介作用下,唐朝与南诏之间,从官方到民间,加速了南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认同与融合的一体化进程,开创了唐王朝与西南边疆地区安定团结的新局面,对后期宋、元、明时期内地与云南文化的整合、云南各民族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大理学院雷信来同志在研究郑回的政治思想后,认为郑回“积极传播中原儒学于南诏王廷,勤勉辅助异牟寻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极力促成南诏重新归化唐朝,竭力推动与中原汉地的沟通交流,为中原汉族和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团结友好及南诏的社会进步做出卓越贡献。”
    行文至此,必然要涉及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郑回被俘后,没有恪守封建官吏“一臣不事二主”的忠臣信条而尽所谓的“死节”。对此应作何评论?笔者认为,郑回归化南诏,其一是由于他看到了唐王朝政治腐败、民怨四起的衰败大势。其二是他深受家国动乱之苦,其家乡相州已被安禄山叛军占领,同时其任职的西泸一隅,吐蕃虎视眈眈,常偕南诏共犯大唐边境,民众屡遭劫难。其三是在国将不国、家将不家的危急情势下,他能够明析时务,顺应潮流,顺势而为。其四是他没有听凭命运摆布,未因被俘而丧志沉沦,而是以高度的自觉与自信,肩负起消弭战乱之使命。其五是他恰遇南诏一代明君阁逻凤,为其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平台。郑回固然没有苏武那种大义凛然、含辛茹苦20年终归大汉的气度和壮举;没有岳飞、文天祥等一代名将驰骋疆场、横扫敌军的赫赫战功;也没有如戚继光、俞大猷般挺身而出、抗击倭寇的英雄气概,但他尽其所能促成了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幸福,民族的融合,国家的统一。无可否认,郑回以自己的选择和坚持,成全了作为一个儒者“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成全了大唐边境长达30多年的安宁,更成全了南诏诸多方面的进步与发展。如此辉煌的人生,相对于以死报国,无疑具有更加积极而重大的意义。历代史学家并未因郑回身为汉臣归附南诏而加以谴责,反之对其赞颂有加。历史证明,凡是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发展一地经济文化作出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今剑川石宝山石窟王者像中,异牟寻左右各雕文官一人, 据说其中戴纱帽、穿大袖袍端坐者,即为郑回。郑回去世后,大理白族的百姓将其立为保佑人们平安吉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本主祭祀,并延续至今。在白族,本主相当于帝王的谥号,足见郑回在云南大理受拥戴之深,地位之高。
    综上所述,郑回对南诏贡献巨大,影响深远。他促成了唐诏和盟,维护了唐朝云南地区的边境稳定,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了汉文化在南诏的传播,加速了南诏国政治、经济的大发展,为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如郑回这般南诏头等重臣,史书没有给予更多记载,《新唐书·南蛮》、《旧唐书·南诏传》及《资治通鉴·唐纪》仅有简略记述,确实是南诏历史的一大遗憾。由于历史留存非常有限,郑回其人其事还有很多未解之谜,需要进一步研究探寻。
七、郑买嗣及其大长和国
    郑买嗣,又名郑昶,郑回七世孙,生年不详,历官侍中、国相。公元902年,郑买嗣杀舜化贞,灭蒙氏王朝,建立郑氏王朝,国号“大长和国”。郑买嗣在位8年,史称桓帝,卒于公元909年8月。其子郑仁旻(又名郑旻)继位,在位17年,公元926年8月病死,终年38岁,史称太上帝。郑旻死后,子郑隆亶继位,史称恭惠帝,929年被部下剑川节度使杨干贞杀死,大长和国遂亡。大长和国自902年立国至929年灭亡,共传3代,计27年。
(一)   郑买嗣建立大长和国
    郑回在南诏久居相位,与南诏王室有着特殊的关系,郑氏家族自身也拥有优势的文化传统,因此子弟在南诏历代都有位居高位者。到第九代南诏王隆舜时,距郑回入南诏已140余年,郑氏家族已传至第七、八代。至郑回七世孙郑买嗣时,隆舜“又多嬖幸,好田猎,纵杀戮”,“失下人心”。郑买嗣深得隆舜信任,居于首相地位,得以专断国政。
    自唐诏和盟后,南诏联合唐朝军队, 主动进攻吐蕃。吐蕃连连失败, 势力退回青藏高原, 再无南下侵扰之力。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也开始走下坡路, 对周边民族政权再不能像当年一般指手画脚, 随意干涉。九世纪前半叶, 正是南诏国鼎盛发展时期。历代南诏王都不断增改南诏军制, 扩充军队, 分设常备兵、乡兵及部落兵三种, 兵源充足, 训练有素, 战斗力很强。到后来, 南诏俨然一东南亚强国, 成了一个穷兵黩武的军事国家。公元808 年, 异牟寻去世, 寻阁劝继位,“自称骠信, 夷语君也”(《新唐书·南蛮》),并且“群臣上尊号曰骠信(皇帝)” (《南诏野史》)。公元829 年, 南诏自恃羽翼丰满,撕毁与唐朝的盟约, 向四川成都大肆进攻,掠取子女百工数万及珍货无数,获大胜而归, “自成都以南,越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全唐文》)。世隆即位后,唐懿宗不予册封。其原因一是名字“世隆”犯唐朝两代皇帝的名讳(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二是即位之年唐宣宗驾崩,世隆未遣使吊祭,亦未告其父劝丰祐之丧。世隆遂叛唐,860年“遂僭称皇帝,建元太极,自号大礼国”。(《新唐书·南诏传》)此时南诏国内矛盾重重, 民不聊生,“自劝龙晟至世隆以来,侵蜀伐安南,用兵五十余年, 帑藏不给, 横敛于民,上下俱困”(《南诏野史》)。为了摆脱国内危机,南诏统治者便不断发动对外战争, 掠夺财富以供自身虚空,缓解国内压力。然而战事越多, 国内愈加虚空,国内危机也越来越大。其子隆舜继位后又改为“大封民国”。南诏不断地改元加号,表明从九世纪开始, 南诏已不愿接受唐朝封号,摆脱了唐朝的控制,不复附唐。由于南诏连年用兵,西掠骠国,两陷安南,掠邕州,攻黔州,四次攻打越嶲、成都,掳掠抢杀,民怒沸腾,终于引起广大奴隶和百姓起义。而宫廷内部争权夺利,杀戮愈演愈烈,接近崩溃的边缘。隆舜后期迷信神佛,沉溺于主持道场,练功法,服丹药。最后对这种百无聊赖的荒唐帝王生活感到索然无味,欲服丹药入定成佛。公元897年,侍臣杨登借机杀害了隆舜。子舜化贞立,郑买嗣取得“国老”资格,掌握了南诏王朝的权柄,舜化贞则完全成为傀儡。唐昭宗天复二年(南诏中兴五年、公元902年)七月,郑买嗣先后谋杀舜化贞及其幼子,又杀蒙氏800余人,正式登上南诏的最高权位,建立了郑氏王朝——大长和国。
(二)大长和国兴衰
    大长和国建立后,一切政权机构仍按南诏国旧制运行。郑氏王朝大长和国实质仍是蒙氏王朝南诏国的延续。初期,郑买嗣承继隆舜的国名,为“大封民国”,意即白人之国、白民之国、大白国,以顺应云南各族当时普遍白化的倾向。一段时间后,郑氏王朝方才正式定国号为大长和国,改元“安国”,表示要调和南诏王朝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国内形势。
    公元909年,郑买嗣病死,其子郑仁旻即位,时年21岁。郑仁旻大体称得上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君主,其执政不乏可圈点之处。据史料记载,郑仁旻在位17年,做了三件有较大影响的事情:
一是北伐成都。郑仁旻即位时,唐朝已经灭亡,朱温篡权建立后梁王朝,中原军阀混战不已,开始了五代十国时期。沙陀贵族军阀李克用父子在河东(山西)与朱温对峙。四川为军阀王建割据,建立前蜀国。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郑仁旻依谋臣建议北伐成都。公元914年,郑仁旻任命大臣赵嵯政为帅,发兵10万,渡过大渡河,进攻黎州(今四川汉源县),攻打前蜀国。两国军队在大渡河展开激战,长和军为王建大军所败,主帅赵嵯政战死,长和兵竞相败走,损失惨重,长和国将领被俘虏者达千余人。公元919年,郑仁旻有意借前蜀国新君即位之际与之和好,希望化解两国仇怨,释放被俘虏的长和将士。郑仁旻任命清平官段义宗为使,出使前蜀。前蜀国君王衍将段义宗扣留,后来因段义宗不愿归顺,被王衍毒死(一说其削发为僧)。段义宗被拘留成都期间写下了许多思念故土的诗,其中有5首被收入《全唐诗》。
    二是与南汉和亲。郑仁旻攻蜀失利,转而和东方的南汉搞好关系。公元925年,派清平官郑昭淳出使南汉,以朱鬃白马为聘,向南汉求婚,要求和亲。南汉将增城公主嫁给郑仁旻。通过和亲,南汉与郑氏大长和国结盟。  
    三是与后唐结好。公元925年(后唐同光三年),后唐国主李存勖发兵攻蜀。后唐不仅释放了被前蜀扣押的长和将领,还主动与大长和国通好,并派出了通好的使臣。郑仁旻借此机会促成了长唐和好。
    同历史上许多帝王一样,郑仁旻迷信方士、丹药,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神佛。他还迷信祥瑞,接连改元7次,希图以吉祥年号来保佑自己的地位,相继改元孝治、贞明、天瑞、景星、安和、贞佑、初历。公元926年(后唐天成元年)郑仁旻死,时年38岁,其24岁的儿子郑隆亶继位。
   公元929年(后唐天成四年),亦即郑隆亶继位两年后,对帝位觊觎已久的郑氏王朝侍中(宰相)赵善政,联合剑川节度使杨干贞以及南诏旧臣,起兵杀死郑隆亶,郑氏王朝大长和国结束。
关于郑回后人所建之大长和国及三位君主,史料凤毛麟角,十分匮乏。作为唐朝至五代十国期间我国西南一个拥有包括今云南全部、四川大渡河以南大部、贵州西部,以及缅甸北部那加山脉和萨温江以东等辽阔疆域的政权,虽存续年代较短,仅27年,但大长和国作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无论郑氏家族是以怎样的方式取得政权,无论人们对其存有怎样的偏见,都不能构成对其漠视的理由。大长和国的建立,是历史的自身走向,它的存在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我们要尊重历史,以理性的思辨,开放的视野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审视和研究这段历史和历史人物。
由于笔者知识水平所限,史料缺乏,本文难免有错漏与不妥之处,敬请阅者批评指正。此文是我们的破题之作,也是抛砖引玉之作,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
 
 
二〇一三年二月作
 
 
参考文献:
[1] 《旧唐书·南蛮传》
[2] 《新唐书·南蛮》
[3] 樊绰《蛮书》
[4] 《资治通鉴·唐纪》
[5] 范文澜《中国通史》
[6]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7]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
[8] 李昆声、祁庆富《南诏史话》
[9] 云南各族古代史编写组《云南各族古代史》
 [10]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
[11] 薛文《郑回与唐诏和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1
[12] 尹桂丽《郑回对南诏的贡献》,文化大理 2007.3
[13] 张星高《南诏德化碑的作者是郑回》,大理日报2007.10.31
[14] 雷信来《南诏郑回的政治思想研究》,大理学院学报2009.5
[15] 庞亮《从南诏德化碑看唐与南诏的关系》,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6
[16] 杨翠微《南诏德化碑的文学意蕴》,大理文化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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