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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称起源与形成解密
发布日期:2019-03-04  点击次数:6535
                                                               侯德礼
    公元二十世纪,我国考古界成果丰硕。安阳殷墟的成功发掘,宝鸡《何尊》的意外发现,为破解“中国”名称起源与形成创造了条件。经考证:“中国”名称起源于“中商”,诞生于殷都,形成于殷商时期,是商族在殷地定居的产物。称为“中商”的殷都(今河南安阳)一带,是“中国”名称的诞生地。
    “中国”名称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是世人广泛关注的问题,也是相关学者仍在探讨的课题。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1年编辑出版的《祖国》就曾在“黄帝·华夏·中国”篇中推测说:“‘中国’的称呼,大概可以追溯到商朝。当时的中原各地,小国林立,对商王时叛时服,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不过是王都附近的一小块地方。由于王都位于东、西、南、北四方之中,所以把这块国土称为‘中国’。”此文作者虽未说明“中国”名称起源何处,是怎样形成的,但却为后人指出了继续探索的方向。
三千多年来,对“中国”名称起源与形成进行探索者不乏其人,然而至今未果。究其因,则因殷商时期是“中国”名称形成的关键时期,但能集中体现这段历史的殷商王都——殷都却在周公东征时毁于战火,成为废墟。致使这段历史逐渐被人遗忘。
公元 二十世纪,我国对殷墟进行了近百年的科学发掘,当号称殷商博物馆和档案库的殷都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当西周初年为周武王五祭制作的青铜礼器“何尊”在陕西宝鸡贾村意外出土后,才为揭开“中国”名称起源与形成的神秘面纱创造了条件。从历史遗存中找到“中国”名称起源与形成的根据,并对其形成过程及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就成为当代国人应尽的天职。
殷墟发掘面世后,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参加殷墟考古发掘并在郭沫若先生主编《甲骨文合集》时任总编辑的胡厚宣先生,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选出小辛、小乙时的卜辞:“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田乚(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和武丁时的卜辞:“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 (《合集》20650)作依据,率先发表了《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的论文。此论文翻开了我国科学发掘殷墟以来探索“中国”名称起源与形成的新篇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步其后尘,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系教授胡阿祥先生于2008年5月向“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发展论坛”提交了《释“中国”》的论文。该论文就历来各家对“中国”名称的论述,从地域、文化、政治等方面分类进行了梳理,读之,受益颇多。近几年来,我在寻找“中国”名称起源与形成的根据,考查其形成过程和原因方面做了些工作,愿将自己的感悟和收获与同仁交流、商榷。  
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成果,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生产力的成果。“中国”名称也不例外,也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存在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
“中国”名称由“中”和“国”二字组成。“中”乃“中方”观念,“国”即“国家”。当“中方”观念和“国家”这两个条件齐备时,“中国”名称就应运而生了。鉴于“国家”产生在前,我们先从“国家”说起。
一、国家的产生
关于“国家”的产生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列宁在《论国家》及《国家与革命》中,均已作过详细论述。列宁曾指出:“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低,没有剩余产品,所以也没有阶级和国家。那时先人过着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的原始公有制生活。随着劳动经验的积累和工具的改进,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成果也越来越多。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水平:人们所获得的劳动成果除维持生存外有了剩余时,便出现了私人占有劳动成果的现象,而且生产的剩余产品越多,私人占有剩余产品的现象就越严重,久而久之,私有制便逐渐取代了原始公有制。同时社会也分化为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奴隶主阶级与失去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奴隶阶级。自从这两个阶级产生时起,这两个阶级间的矛盾斗争就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当历史进入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这两个阶级间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大禹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为“中国”名称的形成备下了“国家”这个条件。从此,“中方”观念的形成就成为形成“中国”名称的决定因素。公元前十六世纪,逐渐强盛起来的商族在成汤带领下,打败了夏王桀,灭夏后又建立了我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但在“盘庚迁殷”前,由于“中”这个方位观念尚未形成,所以此前的夏和商均与“中国”名称的形成无缘。
二、“中方”观念的形成
“中国”名称是在“国家”产生后,伴随着“中方”观念的形成而形成的。而“中方”观念则是在 “四方”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先人定居生活的产物。要弄清“中方”观念的形成,还须从“四方”观念的形成着手。
(一)“四方”观念是先人迁徙生活的产物。
据“黄帝涿鹿伐蚩尤,命风后造指南车以辨四方”的传说推断,“四方”观念形成于黄帝以前的太古时代。那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先人以采集利用大自然所提供的生活资料为生,对自然灾害缺乏抵御能力。为采集生活资料,躲避自然灾害,先人到处奔波,过着漂泊不定的迁徙生活。迁徙生活要求先人学会识别方位,于是我们的先人立足大地,在对“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四时轮换,万物生死”等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与思考中,便形成了:东、南、西、北“四方”观念。殷商卜辞:“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田乚(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 ,吉。”当是先人在太古时代的迁徙生活中形成的“四方”观念发展至殷商时期的记载。
(二)“中方”观念是商族定居生活的产物。
居无定所的迁徙生活,不能建成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心,因而不能形成“中方”观念。“中方”观念是“盘庚迁殷”后,商族以农业为生,在定居条件下将殷都建成产品交易市场形成的。由于殷都是商王居所,所以殷都又是迄今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心。
公元前1300年左右,商朝出了个杰出的国王,他的名字叫盘庚。盘庚在位期间,正是商朝社会由采集自然资源为生向农业种植为生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商朝经历“九世之乱”后王权削弱,社会混乱,灾难连连,民不聊生,盘庚的统治地位尚待巩固的时期。为摆脱困境,盘庚审时度势,派人四出考察,要寻找一块适合商族长期发展的新领地。殷地原名北蒙,地处洹水之滨,水土肥美,四季分明,地理气候环境优越,适合多种作物生长,是块特别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又便于对周边实行统治的天然宝地。于是盘庚决定将王都由“奄”迁于“殷”。
“盘庚迁殷”后,便将发展农业作为扭转商朝命运的大事,采取设置农官,制定“井田”,使用牛耕,施肥浇水等多项措施,解决了商族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难题,使商族在殷一带定居下来。《盘庚》三篇中:“不常厥邑”、“不服田亩”和“永地于新邑”、“服田力穑 ,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就反映了商族迁殷前后两种不同的生活状况。
“盘庚迁殷”商族定居在我国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商族告别了以采集利用自然资源为生的迁徙生活,从此走上了以农业生产为生,定居生活自我发展的道路。能否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我国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分野。盘庚迁殷,商族在殷地定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促进了手工业与农业的社会分工,导致了不同产业产品交易的发生、发展和中心市场的形成。据《殷墟漫话》讲:那时,人们带着五谷、酒类、布帛、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等,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殷都,以殷都的宗庙广场为场地,以贝币为媒介进行交易(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庙会和集市)。殷人也常将产品车装船载,远销外地他乡,换回自己需要的龟板、贝壳、铜、锡矿石等。“驾舟车,贸易四乡。举觚爵,宴客八方”就是《漫话》作者郭胜强、郭万青教授对殷都这个产品交易市场的生动描绘。由于殷都地居殷商大地东西南北“四方”交汇处,所以时人便赋于殷都以“中”的新方位。于是先人在迁徙生活中形成的东、西、南、北“四方”观念,此时便发展成为东、西、南、北、中“五方”观念。由于殷人重视农业,珍爱土地,所以又将“五方”称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土“五土”。殷商的五方、五土即:东商、西商、南商、北商、中商“五商”。在殷商时期,五方、五土、五商是时人“五方”观念的不同表达方式;中方、中土、中商均指殷都,是时人“中方”观念的不同表达方式。其中“中商”则是殷都这个产品交易中心市场与建成此“中心”的国家——商之间的必然联系被时人所认识的结果。在殷商卜辞中,“中”字比比皆是,说明“中方”观念确已形成。而殷商卜辞“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则是当年商王卜问殷都周围庄稼生长与收获的记录,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应。
先人从迁徙生活到定居生活经历了漫长的渐进过程,两者间没有绝对分界线。此将“盘庚迁殷”作为两者间的相对分界线,是因为“盘庚迁殷”后,商族以农业为生,解决了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问题,在殷都一带定居下来;是因为“盘庚迁殷”后形成了人类唯有在定居条件下才能形成的“中方”观念;是因为规模空前的殷都的再现,盘庚至纣八代十二王均葬于此,875公斤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的铸就和15万余片甲骨卜辞的形成等等,都是先人在殷商时期完成的。难怪古人在《商颂》中赞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邦畿千里,维民所止”;难怪郭沫若先生视察殷墟时感慨道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安阳被列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表明,殷都作为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已为当今社会所公认。
三、中商——中或(國)
“中商”一词始见于殷商卜辞:“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中方”观念与 “国家”相结合的最早记载。“中商”实质上就是殷商时期初生的“中国”。
中商之商本是地名,相传黄帝的三世孙——契,因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地,便在商地繁衍生息,于是契的后人便称为商族。公元前十六世纪,逐渐强盛起来的商族在成汤率领下,打败了夏王桀,灭夏后就以族名商为国名建立了商朝。商朝即‘商(国)’。将国加括号表示:商内含国,‘商国’一体。商是国的表现,国是商的实质,商的实质是国。
盘庚迁殷后形成的“中商”,是商族将殷都建设成产品交易市场,使殷都成为当时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心时与建成此中心的‘商(国)’相结合的统一体。在“中‘商(国)’”这个统一体内,中商与中国一体,中商内蕴含着中国,中商是中国的表现,中国是中商的实质。中商的实质是中国。换言之。在殷商时期,中国是以中商的面貌出现的。中商是中国的根源,实际上是殷商时期(未脱商族胞衣的)初生的“中国”。由于商与国一体,中商与中国一体,所以中商的形成即是“中国”的形成,中商的诞生即是“中国”的诞生。中商指殷都,是时人赋予殷都的方位名称,因殷都地处殷商大地东、西、南、北四方之中是当时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得名。称为中商的殷都(今河南安阳)一带是“中商”的诞生地,中商的诞生地就是“中国”的诞生地!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完成了将“中商”演化为“中国”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词,始见于《何尊》铭文。1963年,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出土青铜器《何尊》(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尊内底有铭文12行,122字(其中三字残损)。由铭文可知:《何尊》是周王为周武王做五祭的礼器。铭文在追溯周武王伐纣灭商的丰功伟绩时说:“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此中或(國),自之 (乂)民。’”(当时无國字,武王以或为國)。此话的意思是:武王既然攻克了大邑商,便在大邑商宫廷禀告上天:我将居住在此中或(國),在此治理民政。
显然,周武王所称中或(國)指大邑商,大邑商即大商都,即周武王攻克之殷都。周武王所称中或(國)来源于殷都的方位名称“中商(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攻克殷都时为殷都的方位名称“中商(国)”脱去了商族的胞衣,于是便将“中商(国)”称为“中  或(國)”了。周武王将中商(國)称为中或(國)既是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成果,又是周武王对中商(國)之实质的传承。
周武王所称中或(國)起源于中商,形成于殷商。称为中商的殷都即今河南安阳一带,是周武王所称中或(国)的诞生地,也是我们为《祖国》“黄帝·华夏·中国”篇所找到的那块:可以追溯到商朝的,位于东、西、南、北四方之中的,王都所在的,可以称为“中国”的国土。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商的实质是“国”,中商的实质是 “中国”。这是中商必然要演化为中国的内因和根据;而武王灭商,王朝更迭则是中商必然要演化为中国的外因和条件。
 
西周初年,周成王在《尚书·周书·梓材》中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其中“先王”指其父周武王。成王所称之“中国”来源于武王所称中或(國).《诗经·大雅·民劳》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是西周后期周人向周厉王进谏之辞。辞中“中国”指西周京师,“四国”则指京师四周。殷商与西周时期的“中国”名称指王都,有“国中之意”;西周以后多将地居中原的国家称为“中国”。
自从初生的“中国”名称——“中商”诞生之时起,“中国”名称就与“中方”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纵观我国历史,凡曾称为“中国”的地方,不论是王都还是国家,都是当时社会公认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心,也是当时大地四方之中心”。至于那些不在中原的国家也争相称中国,则是因为“中国”名称从诞生之时起,就具有“安居乐业,幸福吉祥”的象征意义。
古代称为中国的地方,已成为现代中国的腹地,现在的“中国”名称,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但放眼世界,今之“中国”仍居大地“四方之中”。
    四、结  语
两片甲骨,一件青铜器,破解了“中国”名称起源于形成的千古之谜。“中国”名称是商族在殷地定居的产物。“中国”名称起源于中商,诞生于殷都,形成于殷商时期。称为中商的殷都即今河南安阳一带,就是“中国”名称的诞生地!后人所称“中国”的发源地!
昔日殷都,今朝安阳,亘古达今属中原。此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甲骨文的故乡,此地是群经之首——《周易》的故土,此地是我国八大古都之殷都所在地,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名称诞生于此理所当然!
                                                                                  2014年8月15日 
                                                                    作者单位:安阳市殷商文化研究会            
                                                                    联系电话:131404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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